全国人大代表心中的习近平：总书记和我们心连心

司法院大法官会议拥有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其解释例或决议，具有与宪法和法律同等的效力。

例如，假使是为了促使情妇继续保持性付出，或对以前的性关系表示酬谢，便可认定为违反善良风俗。⒂ 2．举证责任 在帝国时期，帝国法院注意到值得重视的动机，这种动机是否存在，在逻辑上，似可推出应由被告即受赠人加以证明，但本人从所见案例中，未发现加予她以责任去证明之做法。

其次，就遗赠人应得一半的住房补助金、公积金和卖房款而言，遗赠人没有充分的理由，如遭受虐待，而剥夺其妻子的继承权，其妻子也有权继承其中部分财产。依据生活经验，这种指定继承既可以建立在性的基础之上，也可以建立在其他的动机之上。我以为是有第三条道路可走的，(28)至少在泸州情妇遗嘱案中可探索一下，根据如下： 1．大前提有明显争议的，且无法判定谁全对谁全错的。因而安乐死、堕胎、同性恋、人工生殖、人体实验、基因工程、裸体文化等总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基于性关系或婚外同居关系的遗嘱也属于此。综上所述，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原告张学英要求被告蒋伦芳给付受遗赠财产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遗产法庭裁定拒绝承认二人享有继承权和诉讼费用救助权利。一般上看，在上述安乐死、堕胎、同性恋、人工生殖、人体实验、基因工程、裸体文化等方面，不可能让道德骑墙，如不可能判某人堕一半胎，只允许男同性恋，不允许女同性恋，或相反。释法与续造法的性质不能混同，因而法律解释不同于后三种方法。

图一：事实分类及发生过程（略） 建构小前提所运用的方法发生于由生活事实到法律事实、由法律事实到证明事实这两个层面。它突出法律论证的修辞特征和策略安排，很少考虑规则的约束力，注重结论为听众的可接受性，论证过程生动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胜诉论证。前引[13]，考夫曼书，第93页以下。宽泛上还包括有关明确列出的权限、程序、生效范围、效力等级、主体身份、结果犯的规定。

理解生活事实的意义基于对法律的前理解，前理解告诉人们，何种生活事实的特点对于法律判断可能是关键的，它起着指引判断者往何方向去查明生活事实和寻找法律规范的作用。由于社会的价值趋向多元，价值判断的唯一正确性不复存在，推论能推出结论，但不一定能得出合理性，说服的义务胜于压服的权力。

立法者的原意可通过字义解释、体系解释和历史解释三种方法来获得，因此，法律解释的范围仅限于这三种。它分为两重关系，在水平关系上，即在同位阶法律上，解释准则是：时间上看，后法优于前法或新法优于旧法。立法时的还是今天的字义。它们在法律应用中惯常的运用次序按字义、体系和历史排列，但并非像财产继承顺序一样，不可逾越。

由于一个或几个具体的原因是假设的，所以，假设的小前提结论也是木确定的。后有人把凯尔森提出的归属关系概括成与因果律相对的归属律。其他国家的经验，见前引[20]，菲特丽丝书，第21页以下。由法律事实到证明事实是求真的证明问题，即生活事实是否存在，被证明存在的事实是证明事实。

它指法律有规定，但存在较大扩张或缩小及自由裁量的例外，如诚实信用、情势变更、罪刑法定等法律原则规定。内容确定性上看，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所以，事实的客观性是不可全得的。在法律解释、目的论限缩、目的论扩张、法律修正、正当违背法律、类比和法律补充中，都需回答依据什么而为的问题，这属规则论证。

对此案人们看到，F2在一些法律大前提包含的已知的本质要素上，如参加集会、危险性，与F1是一致的，所谓武器是一个类型概念，武器这个第297条规定的行为构成具有类型性，F2能被处理为与F1相同：硫酸与土制手枪、土锐一样，是武器。以及演绎、归纳、设证、类比、解释、论证、诠释等建构大小前提共同运用的方法。同理，社会学解释不是解释，而是从社会事实角度论证结论的合理性，属法律论证，如在一些地方，前店后舍两用的房屋、船民用作打鱼并生活的渔船，习惯上被理解成住宅，这种理解与立法者原意无关。同上引，魏德士书，第354页以下。一部法律的客观目的又可从具体的和抽象的两方面来考察，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具体目的是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而在抽象层面，它与其他法一道共同指向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甚至更抽象的公正、效率等。依反向推论，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则中，可推出张某不赔偿李某精神损失的结果。

这三种方法首先是解释学说，尔后成为法律解释的应用惯例，鲜有制定法对它们予以规定。从制定法上看，只有为法律的事实构成（通说为行为构成）所规定的证明事实才是法律事实，无规定的则不是。

很明显，人们如果不了解法律规范便不能理解生活事实的意义。二者有重合，也有分离，尤其是存在久远的法律，立法者当时不可能完全顾及百年之后的局面。

E．事实与规范关系形式相适应实质不适应。所谓法律真实论所反映的事实，实际说的是依证据法、程序法合法律地用证据加以证明的生活事实，它强调的是在还原生活事实过程中的合法律性，即合证据法和程序法性，藉此与客观真实论的合客观性相区别。

由于结论的正确性依赖前提的正确性，论证对象又被拓展到前提，对小前提的论证是事实论证，但法律论证主要是大前提论证，因为立法者预设的规则不能完全适应事实，法官在应用预设的规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去选择、续造或新造法律，但法官同时负有义务去证立他们这样做的合理性。它们得出的阶段性结论也均不具有必然性，而是有风险的，其风险呈依次递增倾向，类比的风险最大。相比在民法和劳动法中，在刑法中更经常求助于立法者的意志。事实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状态，但真正有意义的是进入人的认识活动中的事实。

因此，类比在根本上是案件与规范的比较，且循环往复进行。这两者有时不一致，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者的意图原是保护消费者在生活消费中的权益（第1、2条），而此法律的客观目的应解释成：使消费者在所有消费行为中的权益受到保护，如工厂为生产而购买原料，商家为销售而购买产品，患病者在医院接受治疗，甚至个人为索赔而购买假冒伪劣商品。

例如，站内厕所不收费规定中的站内是指火车站内还是仅指站台内，为什么用目的论限缩的方法将商品房排除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商品概念之外，为何违背撞了白撞的政府交通规章是正当的，为何对死者的姓名可比照有关死者的名誉的司法解释进行保护，这些均不是不证自明的，需加以充分论证。总之，只有演绎为必然性推论，归纳和设证是以演绎为模型的亚推论，其结论不具必然性，但却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或然。

在解释方法上，除了事实解释和法律解释用到的文义、体系等一般解释外，还有特别的不利解释方法，即如果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理解，应作出不利于格式合同提供方、合同起草方和合同关系优势方的解释。3．事项列举穷尽——反向推论 反向推论也称反对解释。

五、建构大小前提的方法之三：论证和诠释 论证和诠释也发生在大小前提建构中，但它们致力于判断的实质合理性、个别正义，且避免其他方法的判断者冥思独白而力图展开各方的沟通商谈。例如，立法法第42条中的法律解释，在字义上可包括对行政法规的解释，而按立法者的原意，则应限制在解释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上。摘要：法律方法效命于法律判断的形成，法律判断的形成是一个将大小前提进行等置的过程。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论证在于商谈，商谈要有规则，对它们的遵守保障着结论的正确性。

在确定字义时判断者常困顿于下列选择：日常的还是法律的字义。其思路是，既然生活事实不可全得，只好退而求合法律性的事实，于是，法律真实论成了替代客观真实论的方案。

这里参考了以下学者的总结：[德]诺伊曼：《法律论证理论大要》，郑永流、念春译，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以下。除了上述将生活事实归入法律事实的解释／诠释方法外，在证明生活事实是否存在的过程中，视所求真实的类型不同而所用方法不同：求事实的物质性之真要运用观察、实验、技术鉴定、法医鉴定等方法（限于知识背景本文不讨论），求事实的言词描述性之真要运用归纳，演绎，尤其是设证等方法。

类比与设证也不同，设证是建立假设，类比则运用假设。体系解释存在的根据在于，法律应是一个内在统一的体系，具体规范是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意义上的相互关联。